中国第一支大规模正规女兵部队出自大巴山
新华社成都8月29日电(记者苑坚、刘大江)“脚不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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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是形容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女战士的。这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人数达2000多人,在大巴山区、在长征路上、在西征途中,都写下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篇章。
巴中市委党史办主任崔洪礼说,这种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支这种大规模的成建制女兵部队。她们承担了很多任务,在长征和西征中付出了比男兵更多的艰辛。
1932年川陕苏区建立后,大批妇女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1933年2月,红军解放长赤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组织部队机关和翻身解放的妇女,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独立营,有约300名女战士。在粉碎“三路围攻”期间,川陕省委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础上,在通江正式组建妇女独立营,下辖三个连,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
1934年3月,根据川陕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长赤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共有1000多名女战士,曾广澜为团长(继任者为张琴秋)。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把各地的优秀妇女干部组编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第二团,原妇女独立团改为妇女独立第一团。
这两个妇女独立团直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团、营干部都是鄂豫皖的老同志,连、排干部和战士大部分年龄在15岁至20岁。她们着军服,握刀枪,由红四方面军总部训练军事和政治,任务主要是保卫机关、清剿土匪、运送弹药和伤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她们在南江、通江和巴中打了很多胜仗,“口号喊垮一团兵”的佳话在川陕苏区流传甚广。1935年3月,两个妇女独立团将2000多名伤病员由旺苍送往广元,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5年2月,两个团的2000多名巴山女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随主力部队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妇女独立师在转战中分散到各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西进北上。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又重新组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总计1300多人。
崔洪礼说:“作为红军西路军的一支妇女武装,她们大部分在河西走廊和祁连雪山的战斗中英勇献身。被敌军抓住的红军女战士中,有的受尽凌辱,有的宁死不屈被押到祁连山上修公路,有的被带到西宁做苦工。巴山女红军流血牺牲,忍辱负重,她们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最辉煌、最悲壮的一页。”
提起红军长征,
红军翻越了8座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达古山、虹桥山、鹧鸪山、巴郎山;
走过了红原、松潘、阿坝、若尔盖和壤塘等湿地大草原;
进行了土门战役、松潘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等;
先后召开了两河口、卓克基、芦花、沙窝、毛尔盖、巴西等9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红军先后开辟了“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黑水特区番(羌)族人民革命政府等9个县114个乡镇革命政权。
在这里,5000多优秀的藏羌儿女参加了红军,上万人参加了各级苏维埃工作。人民支援红军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20万头、粮食3000万斤......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曾多次赞扬川西北藏羌人民的贡献,一再表示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欠了“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70年后,记者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一路走过,依然听到荡气回肠的绝响。
第22站 夹金山:一川好水与雪线上移
历史之魅:“我最佩服的人是毛大爷!”
在夹金山麓,记者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毛大爷”。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5日;地点:夹金山)
昨晚一夜冷雨,晨起天空依然阴沉。能翻山吗?必须翻,夹金山是本次重访的一个重点。
中午12点,乌云仍压在头顶,记者一行离开硗碛。进山,其实是走进一条沟,两边林木长势茂密,一路人迹罕至,淡绿的宝兴河在身旁咆哮着撞击沟里乱石。这就是硗碛电站今后的水源。这是一川好水啊!
山势愈高,路况愈差。上行至海拔3000米的波日沟,始见修路工人。原始森林在这里顺山势逶迤起伏,无边无际。再上行,路旁悬崖嵯峨嶙峋,成吨的巨石悬在头顶。一个叫刘富强的藏族路工告诉记者,他们都是从小金县过来的藏民,“在这样的高山上,只有我们才可能劳作自如。”这是实话。记者此时已感胸闷如堵,但藏民照样挥着大锤,砸得正欢。
至海拔3600米的水井湾,前面亮出宽阔的高山草甸,黑白牦牛像撒在巨大绿棋盘上的棋子。此时,一辆修路碎石车挡住记者去路。我们请工友挪一挪,工友不理。再请,工友朝路旁窝棚努努嘴,“跟老板说去。”
记者钻进窝棚,七八条汉子正围着猪头肉喝酒。问谁是老板,众汉不理。再问,一张绯红的长脸仰起来说,这里没有老板,有话就说!长脸40余岁,身边倚着一杆铮亮的双筒猎枪,身后挂着一张毛泽东像。
“我们是重庆来的记者,要上夹金山采访,请开车让让路。”
长脸咧嘴一笑:重庆来的,采访?采啥访,我不球懂。来,先喝酒!记者说心跳得慌,不敢喝。长脸脸一垮:少说那些!明跟你说嘛,我这路正在修,没开通你们就来压,我得收你们压路费,“把酒喝了,我们就两清,路也可以给你让开。”
记者拿起酒盅猛喝一大口。长脸笑:对了嘛!说罢背着枪钻出窝棚,让工友把路腾开,问,“你们真要走毛大爷的长征路?”得到肯定回答,长脸眼睛开始放光,“我一生中最佩服的就是毛大爷!”
长脸名叫咎日兰嘎,小金人。此番修路他负责从波日沟到山顶段,全长16公里,投资150万元,“必须赶在6·14毛大爷翻夹金山70周年前完成。”能完成吗?他手一挥,“能完成!你看我手下有三五百号人,都是好手。何况,我这是向毛大爷献礼呢。”咎日兰嘎又指着云雾缭绕的草甸说,你看见那些之字拐的印子没有?那就是当年毛大爷过雪山时走过的五道拐!
遥远的草甸上,五道拐清楚可辨。
“红军翻山时,那五道拐应该有雪吧?”
“当然有。”
“当年六月份还有雪,现在才五月中旬怎么就没雪了呢?”
“那就说球不清了,”咎日兰嘎道,“我曾听甘孜过来的专家说,现在天气比原先暖和了,叫什么……对了,雪线上移!”记者心里格登一跳:连普通百姓都知道雪线上移。夹金山,你比70年前变了多少?
终于登上海拔4114米的王母寨。这是公路通过夹金山的最高处。山顶残存尺余厚白雪,气温-5℃。极目眺望,四周雪峰白雪皑皑,记者心里稍稍缓释了些:要知道,这可是山下多少百姓的水源地啊!如果雪线再往上移,后果会怎样?夹金山上还能看到70年前勇士们攀登时的大雪景吗?
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第23站 小金一幕:最后一个老红军的眼泪
历史背景:十万大军激情会师
小金县城海拔2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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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县民国时叫懋功。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2师4团翻越夹金山,在懋功达维桥上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9军20师74团胜利会师。紧跟着,中共中央进入懋功城。21日,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驻懋功团级以上干部同乐会。毛泽东接见了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高级干部,详尽分析了形势,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
懋功历史悠久,民风淳朴。1747-1776年间,这块大地上曾发生过清乾隆帝两度用兵大小金川之战。长征期间,懋功有1000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1953年懋功更名小金县,1986年列为革命老根据地。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6日上午;地点: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
“我再也见不到战友!”
上午8:30,高原之城小金阳光灿烂,蓝天如洗。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掬躬、敬军礼。这举动引起记者注意。上前打听,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70年前亲眼目睹了两大主力的盛大会师。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呀,今天,这里只剩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后,突然泪流满面。“民国24年,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参加红军)。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在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哦。十年过去了,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86岁的老人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当年的战友。可惜,一个都见不到!”
老人的儿子王达胜毫不讳言,这可能是他父亲最后的心愿,“再过几年,老红军可能一个都莫得!”
王顺生说,当年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好年轻哟,走路飞快,人长得高大,声音也大,精神十足啊......”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那早已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你们想听会师歌吗?”
老人嗓音响亮,歌曲旋律铿锵: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 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首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记者想不到老人的记忆会这么好,老人喃喃地说,“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在我骨头上了……”
“一千多藏羌儿女参军”
小金县委宣传部长靳东(藏族)介绍,会师期间小金有中央红军2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像小金这样贫瘠的地方,每天要给10万人马提供粮草,那是什么概念?但小金人民作出了选择——节衣缩食支援红军。另外,小金还有一千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他们大多一去不返。”他说,“据我所知,金川有一个叫康立泽的老红军回来过,90多岁了,曾任新疆军区副政委。看到家乡路不好,他还专门给曾培炎副总理写过信。现在,从小金两河到金川的公路已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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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立泽,四川靖化(今金川)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谋、股长,晋察冀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二局一处政委。参加了平津、衡宝等战役。建国后,任解放军工程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第、第七军医大学政委。1962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政委,第四军医大学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新疆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纪律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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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东坦言,小金经济还比较落后,去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仅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还有近2万人没脱贫,“但我们有信心加速发展,重点是抓好六大基地建设和红色旅游。小金农业优势在于日照时间长,全年达2400小时,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九寨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称,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小金的青豌豆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半天多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 第24站
港人梁建华:辞职重走长征路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6日下午;地点:小金县法国天主教堂前)
天主教堂是小金一大景观, 它是1919年由法国传教士佘廉霭兴建的。在这里,记者巧遇香港苗圃行动“长征助学”团团长梁建华先生。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已步行5300多公里,历时7个月,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据称,他们行程共计8300公里,计划历时305天,在8月15日到达陕北吴旗。
这是一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辞了。”梁告诉记者,在2001年时,他就计划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让我很激动。我想,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
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团员中有的辞掉工作,有的停了公司业务。每人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目前,已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着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一辈子都忘不了!”
“丢了职位来走长征路,不后悔吗?”记者问。
“不后悔!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次!”梁大声回答。
斯诺给大渡河17勇士留影(图)

1936年9月,斯诺(左三)在宁夏与大渡河英雄们合影
1935年5月25日, 中央红军的17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渡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冲向对岸,在敌人的大渡河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史称“大渡河17勇士”。
17勇士强渡大渡河一年后,希望得到采访红色区域机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斯诺听完后对红军长征十分钦佩。
1936年8月16日,斯诺头戴红星帽,身穿军装,骑着骏马,从陕北到达西征红军总部驻地——宁夏同心县预旺堡采访。
斯诺向西征前线的指战员详细了解长征的情况。在红1军团,当指战员向他介绍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时,他听得入了迷。斯诺要求采访这些勇士。
9月,当斯诺看到这些勇士都不超过25岁、那样年轻时,他十分惊讶。他问得很详细:大渡河在什么位置?敌人的火力如何封锁?你们是如何冲破敌人封锁到达对岸的?……斯诺的采访本上记得满满的。他被勇士们的英雄行为所感动——他们是人,还是神?他一边采访一边称赞勇士们“英勇过人”,并提出要和这些英雄们合影留念。
勇士们手持钢枪,排成两排,在野外的草地上和这位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西征前线的外国朋友合影。斯诺非常高兴。他站在勇士的队伍里,让别人用他的照相机摄下了这历史的瞬间。
采访完大渡河勇士们后,斯诺非常兴奋,经常夜不能寐。他迫切想把在陕北和宁夏采访到的东西向世界公布。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个胶卷,一大捆共产党报纸、杂志和文件,悄悄回到北平家中。斯诺争分夺秒地整理笔记,秘密写作,并与朋友联系将手稿带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发表。
斯诺让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将他和大渡河勇士合影在内的30个胶卷到阿东照相馆去冲洗。尼姆提心吊胆,怕国民党发现这些记录共产党和红军指战员生活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里红军军帽上的红星清晰可辨。她也担心这些胶卷“丢失”,希望冲胶卷的人不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庆幸的是胶卷不仅没有丢,而且冲洗效果非常好,使得《斯诺与大渡河英雄合影》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一年后,斯诺完成《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在书中,斯诺专门写了一节“大渡河英雄”。他高度评价红军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意义:“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
斯诺去世后,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为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特将斯诺一批遗物通过中国对外友协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其中就有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红军长征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战士

长征中牺牲的外籍将领——毕士悌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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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士悌在中学时,就是当时学生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后因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注意,遂秘密前往中国。毕士悌到中国后,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任过黄埔军校教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叶挺独立团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党组织派毕士悌到苏联学习,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1930年夏,毕士悌回国,前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协助吉林磐石县委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诞生打下基础。1932年7月,毕士悌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军第23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月,毕士悌作为红军中少有的外籍高级将领,光荣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毕士悌任干部团参谋长,表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在夺取通安镇的战斗中,干部团以牺牲4人、伤8人的代价,消灭了数百敌人,仅俘虏的就有6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团长。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毕士悌被调入红15军团75师任参谋长。在直罗镇战役中,敌师长牛元峰趁黑夜率残部逃跑时,毕士悌等奉命率75师指战员,一气追了25里,消灭了残敌一个营,并活捉牛元峰。
1936年2月,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军委决定毕士悌率领75师223团第1营为先锋营。20日夜,先锋营在山西石楼贺家坳地段渡河,但渡船还未到达对岸,就被敌人发现。毕士悌果断下令强渡,全营战士在毕士悌指挥下,一边划船疾进,一边还击敌人,登岸后立即向敌人展开了进攻。为了保证整个军团安全渡河,毕士悌又率部奋勇追敌,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告诉战友:“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后来在昏迷中,他仍不停地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由于伤势过重,毕士悌英勇牺牲了,这位朝鲜籍的英雄把他最后的脚印留在了中国的黄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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